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
城市化不仅直接体现为城市规模的迅猛扩展，以利于人口激增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城市化的直接主题是工业化，从而加速了对不可再生的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所
科学的城市化之路
今天，发达国家对城市化已经有科学的、理性的认识，在推进城市化中，不仅十分注意对土地的保护，对资源的可持续开放与利用，对环境的保护，而且十分注意处理好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关系。在大而专的关系上，更注重城市经济支柱产业的扶持；在速度与可持续的关系上，更注重可持续发展；在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上，更注重环境保护；在城市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关系上，更注重软件建设；在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协作上，更注意协作；在城市自身发展与周边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上，更注意与周边经济协调发展。这些都是付出了沉重代价而获得的经验。在这方面，与欧洲国家城市化相比慢了半拍的美国，堪称在城市化方面探索并践行科学的、理性的城市化的典范。美国的城市化经验主要有三点：一是忽视城市的行政级别，注重地理优势和产业优势发展城市。今天的美国有两条经济带。一条是从波士顿到纽约、华盛顿密集的城市经济带。这条经济带注重依托东海岸的地理环境优势。虽然华盛顿是首都，人口也仅55万，不到中国首都北京的1/10，在中国只能算中小城市。而纽约，不仅是美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世界的经济中心。美国的另一条城市经济带是从旧金山到硅谷到洛杉矶，是高科技产业带。这条经济带依托的是高科技产业集群优势；二是忽视大而全，突出城市的产业强项。美国各大城市都有自己的产业强项，这些产业强项代表着这座城市的历史与辉煌，城市与产品同在。城市传播到哪里，产品就传播到哪里；产品远销到哪里，城市就影响到哪里。如洛杉矶的好莱坞、迪士尼，亚特兰大的可口可乐；三是忽视人为构市，注重城市化成本。为什么美国的大城市主要布局在东西海岸和南部海岸，就因为在这些地方发展城市比较成本低，集聚效应高。基于历史和地理的因素，美国中部难以形成产业集聚和成长，因而也就难有规模大的城市。
对中国的“城市化”存疑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历了三四百年的时间，甚至利用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张的“历史瞬间”来消化城市化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而我们则要在短时间内追求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的目标，既没有“历史瞬间”可用，没有长时间来消化城市化的矛盾和问题，还要受世界资源告急和世界环保组织的干预，甚至在已有城市化规律可行的情况下，依然任由城市规模在恶性竞争中自发扩张。如此等等，有理由追问：这样“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城市化”是城市化吗？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得力于城市化的支撑，如今已经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广东、深圳为增长极的大城市经济圈，引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这些，我都毫不怀疑。“叫缓”城市化进程，并非“叫停”城市化。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提升的速度太快，成本太高，已经背离了科学规律，报应正陆续降临。“叫缓”城市化进程，就是强调尊重科学、回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我们不能重蹈发达国家曾经的覆辙。中国的城市化，要在充分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走好城市化之路。
两个“过分偏重”
按照那些用沉重的代价铸成的城市化的基本要义来衡量，我们的“城市化”是本末倒置的“城市化”，因为我们几乎是重复走了西方国家城市化初期的老路，付出了同样高昂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经济成本何等高昂我们已经从终止黑色GDP、呼唤绿色GDP的呼吁中可以看到。在社会成本方面，包括日愈加重的城市人口压力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比如住房问题、就业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等等，以及日愈严重的城乡差距。总之，正因为中国经济腾飞得力于快速的城市化，经济腾飞中支付的成本和增长的危机及产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同时也与背离科学规律的城市化息息相关。
即使我们遵循了城市化的要义，在发挥城市经济的特色效应和集聚效应上着力，如此快的速度也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化解城市化进程中带来的负面影响。城市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如快速提升的城市化率一样雪球般滚大压在城市上。何况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过分偏重于城市硬件建设和城市规模扩张。
这两个“过分偏重”，源于两枝“恶之花”，与中国不好的市场经济有关。
“恶之花”
城市化率的一个硬指标就是城市人口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占的比例。提高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力，必然要扩张城市面积。在向农村拓展的过程中，置换出来的土地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些年，成克杰、慕绥新，好多官员栽进土地交易黑箱。无论是城市拓展用地、城市改造拆迁用地，还是城市商业用地、工业用地，演绎了多少官商勾结共谋私利的故事？所谓因势利导，由于城市化中可以获得太多的非法利益这个诱导，助长了城市发展离开正常轨迹恶性膨胀的趋势，如脱缰野马。非法经济利益是第一枝“恶之花”。
第二枝“恶之花”是昭显政绩。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对上、对外宣传的“名片”，自然也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集中的地方和最能昭显政绩的“丰碑”。把城市硬件建设搞上去，特别能昭显政绩。政绩是第一重要的。官员之间的竞争必然带来城市硬件建设的竞争。政府把公共财政主要用于城市建设，而对农村建设往往是象征性地敷衍一点，政府这样做，本身就不公平，更何况在城市面积扩展过程中，有专家统计，政府从城市化后的农村土地中共掠走2万亿元以上的土地增值资金。获取远远多于给予。这样的城市化怎么不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城乡差距呢？大广场、宽马路、标志性建筑物，大家攀比。什么城市的历史文脉呀，城市支柱产业的特色呀，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呀，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呀，城市带农村的功能呀等等，不是不重要，但都排在第二位。如此第一第二，本质上是本末倒置。在这样的城市发展思想支配下，城市化能科学合理推进吗？
（摘自《转型期中国改革与社会公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12月版，定价：45.00元）
